內心有堅守,行為不逾矩。為政者不受外物干擾和誘惑，是一種高貴的品質。

白居易在《傷唐衢二首》中寫道：“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傷心事，不為長嘆息。”他告訴了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為政者心中存大道、能自持、有政德，就不會為外物所役使，就能保持氣節，清正廉潔。

縱觀歷史，有循吏廉官，也有墨吏貪官，二者的一個最大區別，就是循吏廉官堅守大道，不隨俗而化，不做物欲的奴隸；而墨吏貪官不能自持，多受外界干擾，在物欲面前敗下陣來，貪污受賄，大肆斂財。可見，成為廉官不在于外界的干擾多厲害，而在于內心是否有不變的追求、永恒的道義。

這個“道”是一種定力。《舊五代史·晉書》記載，高漢筠在襄州供職時，有位惡吏私贈白金五百兩，他說：“你不是多剝削農民，就是多榨取了商販，吾有正俸，此何用焉!” 遂將白金悉數上繳，并告誡該吏不可再為。在當時動亂的年代，高漢筠能夠在利誘面前不為所動，在歪風面前正氣凜然，實屬難能可貴。他以“吾有正俸”告誡行賄者，正是為政清廉的一種堅守。

這個“道”是一種氣節。清代名臣張伯行任職江蘇時，江南官場賄賂之風盛行。一日，六合縣縣令將自己繪的一幅畫悄悄送到張伯行府上請其指教。張伯行回家后拿起畫卷，竟從畫軸里抖出一根金條。于是，張伯行找來縣令，還贈一幅字畫。縣令欣喜收下，誰知回家后竟也從畫軸里抖出根金條，再看張伯行所題墨寶：“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至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 一絲一粒、一厘一毫，皆關乎名節。張伯行正是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自己的名節，才能夠始終保持清廉。

這個“道”是一種操守。《宋史·包拯傳》寫道：包拯“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包拯命令制硯者僅制作夠上貢的數量，在他任職期間沒有拿過一塊硯臺。硯臺是個好物，但包拯不為所動，體現了心中有“真宰”。正如古人所言：“操守要有真宰，無真宰則遇事便倒，何以植頂天立地之砥柱？”

對于“道”，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對共產黨人來說，“道”就是理想信仰、黨性修養，也是我們常講的內因。主宰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物質利益、官位及名利的誘惑下，仍能堅守做人做官的準則，就更不容易。哲學講，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內因決定外因。黨員干部心中有了“道”，就能永葆政治本色和崇高氣節。焦裕祿以身作則，“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谷文昌干干凈凈，“不帶私心搞革命”；楊善洲秉公用權，權力“只能老老實實用來辦公事”……他們能夠一心一意為民辦實事，把生命用在為黨和國家干事創業上，根本原因在于自己有“主心骨”、把住了“總開關”。

當前，全面從嚴治黨縱深推進，很多黨員干部心中立起了大道，管住了手腳，堅持以嚴的要求約束自己。然而，仍有少數黨員干部說不服、點不醒，刀懸頭而手不停。有的甘于被“圍獵”，用權力為他人謀私；有的樂于入“圈子”，追求官位樂此不疲；還有的醉心于“雅物”，成為了外物的奴隸。諸如此類的問題，探究起來，就在于這些黨員干部內心失去了“真宰”、丟掉了大道。

“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御也。”新征程上，黨員干部只有自覺涵養政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勤撣“思想塵”、多思“貪欲害”、常破“心中賊”，拒絕心為物役、庸俗放縱，做到正心明道、懷德自重、修身慎行，才能成為一心為公、一身正氣、一塵不染的共產黨人。（桑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