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約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地位僅次于孔子，被尊為“亞圣”，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一書是孟子言論的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全書共七篇，篇目為《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每篇又分上下。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該書由此升格為儒家的主要經典，成為士人們的必讀書之一。

《孟子》記錄著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行動。孟子以“性善論”為理論基礎，提出“王道”“仁政”的政治學說，倡導“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諸侯割據爭霸，政局動蕩混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希望構建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政治秩序。因此，《孟子》中有不少關于規矩的論述，體現了他的規矩之道。

重規矩：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規矩，即規和矩，指圓規和曲尺，原意為校正圓形和方形的工具，后引申為標準、規范、法則、制度等。在《孟子·離婁上》第一章中，孟子開門見山揭示了規矩的重要性。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相傳是黃帝時期目力極強的人，能于百步之外望見秋毫之末。公輸子，即公輸班，魯國人，因之又叫“魯班”，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師曠，春秋時期晉國著名樂師、音樂家，辨音力極強。孟子強調，即使以離婁那樣好的視力，公輸子那樣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圓規與曲尺，也不能準確畫出圓形和方形；即使有師曠那樣好的聽力，如果不按照六律，也不能校正好五音；即使有堯舜的學說，如果不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在這里，孟子從成“方圓”的“規矩”、正“五音”的“六律”，引申出治理國家也需要有規可循。

治理國家的規矩來自哪里？在孟子心中，治理國家最好的規矩是效法堯舜的“先王之道”，實行仁政，因為堯舜正是其性善論的典范。同時，孟子強調仁政的關鍵在于“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他認為無論多么好的治國理念，如果君王只有仁愛的心和仁愛的名聲而不行先王之道，是達成不了仁政的。相反，只有良法而無具有德行的人來實施，這些好制度也難以真正發揮作用，因為制度要靠人落實、靠人去行動。讓不仁的人處于統治地位，只能是把他的惡行傳播給百姓。所以，圣人“既竭心思”，窮盡腦力，再堅持“仁政”這一標準，仁愛德義就覆蓋天下了。

規矩如此重要，如果沒有規矩會怎樣？《孟子·離婁上》中道：“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在孟子看來，如果國家治理缺少規矩，在上的沒有道德規范，在下的沒有規章法度，朝廷不信道義，工匠不信尺度，官吏觸犯義理，百姓觸犯刑律，國家還能生存的，那實在是太僥幸了。所以，相比于經濟發達、軍事強大，禮義、教化和先王之道對國家更為重要。如果上位的人沒有禮義，下位的人缺少教育，違法亂紀的人越來越多，國家滅亡也就快了。

學規矩：人人皆可為堯舜 

孟子強調必須按照規矩的標準做人做事。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他以圓規和曲尺是方圓的最高標準，引申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典范。認為想成為好君主，就要盡君主之道；想成為好臣子，就要盡臣子之道，而君道和臣道的標準就是圣人，即效法堯舜。孟子主張規矩不能隨意改廢。他舉例說：“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后羿教人射箭時，一定拉滿弓，學的人也要努力拉滿弓。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藝，一定依循規矩，學的人也必須依循規矩。這里，孟子認識到只有堅持按規矩做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學規矩，該用什么方法？公孫丑苦于入道之難，曾因此問孟子，圣人之道很高很好，但追求它就像登天一樣，似乎高不可攀，能不能降低一些，使其變為可望又可及的目標，從而鼓勵人們每天堅持不懈地追求呢？孟子認為，真理不能降格以求，不能因標準難以達到就降低目標。如《孟子·盡心上》中道：“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贊賞地指出，高明的工匠不會因為拙劣工人而改變或廢棄規矩，后羿也不會因為拙劣的射手而改變拉弓的標準。君子教導別人正如射手張滿了弓，卻不發箭，只是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站立在道的中間，有能力的人便跟隨而來。孟子認為，不能因為學習能力不足而降低規矩的標準，但教的人要注重啟發引導。再如，《孟子·盡心下》中道：“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指古代制作器具、房屋、車輪、車廂的四種工匠，此處泛指工匠。這里，孟子告誡人們，能工巧匠只能教給人制作的規矩和法則，卻不能夠使人一定具有高明的技巧，技巧只能靠自己去琢磨去尋求。強調學習規矩僅憑老師教是不夠的，還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所以，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遵循規矩努力去做，“人人皆可為堯舜”。

守規矩：仁義禮智根于心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仁政的實施依據是人內在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實現方式是行先王之道，中間環節是人各修其身。因此，孟子尤其重視規矩對治國修身的規范作用。他基于“性善論”，創造性地提出“四心”“四端”和“四德”。《孟子·公孫丑上》中道：“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四心”，是仁義禮智“四德”的發端，“四端”就像人的肢體一樣，是與生俱來的。用“四心”規范人的行為，把根植于心的仁義禮智，外化到日常行為當中去，才能更好地守規矩。

首先，要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就是同情心，孟子稱之為“仁”。孟子認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是人生來就具有的道德本能，是人們向善之心自然流露的一種外在情感表現。正是因為有了惻隱之心，人們懂得了忍耐與忍讓，學會了善待他人，使“仁”“愛”成為待人接物的標準。惻隱之心希望行善避惡，體現在行為上，就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其次，要有羞惡之心。羞惡之心就是羞恥心，孟子稱之為“義”。“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子認為，人不能沒有羞恥，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才是最大的羞恥。義指正道、正直、道義，它對人的行為做出明確的規范。“義”與“恥”提醒人們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告誡人們必須堅守的規矩底線，是守住規矩的第一道閘門。再次，要有辭讓之心。辭讓之心就是恭敬之心，是指對人對物要心懷敬畏，孟子稱之為“禮”。“禮”是把“仁義”的要求具化，進而成為道德的準繩，對人的道德行為進行規范與節制。心有所畏，才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最終達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最后，要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是指明辨是非的能力，是對自我或他人言行是否符合法律法規、是否符合道德規范的判斷和表達，因此被孟子稱之為“智”。社會中充滿各種誘惑，什么是正當的，是應該追求的，什么是錯誤的，是需要摒棄的，人們必須不斷積累自己的“智”，才能明辨是非。

孟子的規矩之道，為后人提高規矩意識提供了思想典范。坐落于山東鄒城的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的宅第，孟府大堂正中門楣上懸掛著“七篇貽矩”題匾，由清雍正皇帝御賜。“七篇”是說《孟子》共七篇；“貽”有贈與的意思；“矩”就是規矩。“七篇貽矩”是指孟子的學說是修身處事、勵志為人的規矩。大堂的東西兩側分別放置著日晷和嘉量，這是我國古代的計時儀器和計量工具。日晷、嘉量是規矩的物化象征，時刻提醒人們要用標準的尺度和規范來約束行為，寓意后人要知廉恥、懂敬畏、講規矩，行人間正道。（滿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