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傅抱石所作《屈原圖》，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傅抱石自20世紀40年代起開始為屈原造像。在抗戰期間，他曾與老友郭沫若一同通過屈原這一偉大形象宣揚愛國精神，借此喚起國民的戰斗情緒，以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

每到端午，我們自然想起屈原。千百年來，是什么讓人們這樣懷念屈原，而且用一個節日長久地紀念他？就屈原的精神內涵與其文化價值，本報采訪了相關專家。

屈原是一個想有所作為、有抱負的政治家，其對理想的堅守體現了他作為孔子及儒家思想繼承者對“美政”的追求

記者：端午節紀念屈原的習俗起源于何時？屈原緣何成為端午節民間的重要紀念？

方銘：端午節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端午節本身的起源，其歷史可能追溯到上古時期。由于端午節的歷史遠早于屈原，在歷史上，與端午節建立聯系的人物和事件也不止屈原一人。古代端午，有眾多文化風俗活動，因地域和年代的不同，展現出豐富的面貌。

自漢代以來，端午節的活動，更多的就是與屈原聯系在一起了。《藝文類聚》引東漢應劭《風俗通義》說：“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亦因屈原。”又引南朝吳均所著《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后者雖是神話志怪小說，但由此可知，包粽子、系五彩繩之類的風俗，與屈原早有關聯。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偉大詩人。屈原最終自沉汨羅江，他高潔的人品和不愿與邪惡勢力同流合污的勇氣，受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崇敬，這也是端午節的主題逐漸演變為紀念屈原的內在原因。

記者：屈原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如何從多個層面去認識屈原？

方銘：現在我們應從多個層面理解和評價屈原。首先，對屈原的把握，不能脫離其政治活動。屈原的作品，表現的內容正是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所帶來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與沮喪、希望與失望。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動軌跡，才能準確把握屈原作品、人格精神的內涵。

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而楚國的政治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親，導致優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國得到重用，還深受迫害。屈原是一個想在楚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但是楚國不能給他提供大有作為的舞臺。不能有所作為，和想有所作為，這是屈原悲劇命運的根源。

在巨變的戰國時期，如何適應社會的變動，成了這個時代弄潮兒們追逐的目標，戰國時期成功的政治家無不體現這個特點。而屈原卻不同，他把拯救國家和民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根據世俗和權貴來提供自己的產品。他在政治上想有作為的同時，是有自己堅守的。

屈原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人，更是一位堅守理想和操守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國的指導原則，思考歷史與現實、自然與社會的有關問題。在思考楚國現實困境的時候，屈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就是要實現堯舜禹湯文武之“美政”。

屈原的“美政”理想是孔子和原始儒家所推崇的“唐虞之道”和三王“德治”政治。

同時，他恪守君子之道，堅持“知止”和“君子固窮”的價值底線。因此，有人說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事實上是不準確的。屈原是一位堅守傳統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價值，不在于他在戰國時期體現了怎樣的改革意識，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歸“選賢舉能”的美政。

總而言之，屈原是一位有理想和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有堅守的政治家，其對理想的堅守體現了他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繼承者。

屈原的精神在于他正道直行的人生態度、憂國憂民的政治情懷、追求美政的堅定理想、九死不悔的底線意識

記者：屈原身上蘊藏著眾多美好品行，您認為屈原的精神包含哪些層面？

方銘：在歷史上，屈原的精神價值主要體現在“清廉”、“忠信”的人格。在今天，我們理解的屈原精神的內涵可能應該更為廣闊。就屈原精神的現代意義而言，我覺得以下四個方面是最為重要的，而且是最有現實意義的：

一是正道直行的人生態度。司馬遷說屈原“正道直行”，這個評價是非常精確的。屈原是一個正直的人，也是一個堅守正直的人。屈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最核心和最根本的，就是希望通過自己正直的行為，能促進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秩序。他致力于堅守正道，不斷求索，從不蠅營狗茍，茍且偷生。

二是憂國憂民的政治情懷。屈原始終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計個人安危得失。“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屈原希望楚國君臣能傳承先人美德，遵守傳統價值觀，施以仁政。他自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奔走照料，在所不惜。

三是追求美政的堅定理想。屈原說的“美政”，就是善政。“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讓有德性的人主導社會，尚賢舉能，從而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秩序，這也是孔子及原始儒家提倡的德治政治的核心內容。

四是九死不悔的底線意識。屈原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所謂底線意識，就是面對挫折，絕不退縮；面對誘惑，決不妥協。屈原的詩展示的就是一個正直的君子蒙受不白之冤，但堅守底線、勇敢抗爭的過程。對于屈原來說，他正道直行，即使被放流也堅持底線，毫不動搖。

記者：屈原為什么最終選擇一種激烈的斗爭方式？這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屈原的品性和追求有何關系？

方銘：春秋、戰國之交，隨著晉國的分裂，楚國的衰落，春秋時的晉、楚兩極世界變成了秦國獨大的一極世界。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秦、楚兩國政治環境的不同。秦國不拘一格降人才，楚國則重用貴戚。不僅如此，優秀的人才在楚國非但不能得到重用，還可能深受迫害。政治環境的劣勢，決定了屈原處在一個難以有大的作為的楚國。

而屈原之愛楚國，把自己置于是楚國命運共同體的一分子，一直致力于改造楚國。為此，他不斷提升自己的才能和德性，屈原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然而，楚國讒佞當道，楚王不覺悟。屈原雖然知道楚國社會氛圍黑暗陰險，但決不妥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屈原試圖改變在楚國的處境，曾經“上下而求索”。但世俗混濁，楚王昏庸，所有的努力都失敗了。屈原忖度在楚國不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曾經也想離開楚國，因此偕仆夫與馬周游。周游一圈后，“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深厚的家國情懷促使他重新回到楚國這片土地，對故土不忍離去、無限顧念的眷戀與對于楚國政治的絕望交織在一起，屈原最終在痛苦中自沉汨羅。

梁啟超認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熱情，又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他以其自殺，表現出對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而又不愿意向黑暗勢力妥協的決心。屈原的自殺，也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

重要的是要樹立偉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堅定的信念，并且這個理想、情操、信念都應該體現為祖國為人民的立場

記者：我們今天紀念屈原，對于廉政文化建設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何意義？

方銘：廉政自然包括不貪污、不受賄、不營私、不枉法，更重要的是要樹立偉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堅定的信念，并且這個理想、情操、信念都應該體現為祖國為人民的立場。孔子所說的“忠恕”二字，即推己及人，盡己所能。也就是說，一個真正合格的廉吏，是堅守高尚情操，以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為志趣的。在歷史上，屈原的形象一直和“清廉”“忠信”聯系在一起，是一位有才能有德性的“賢人”。這種形象為廉政樹立了一個標桿。

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愛國主義體現的是屈原的政治立場，也體現了屈原的文化立場。我們評價屈原的時候，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給屈原加一個愛國主義的標簽，我們更應該看到屈原所處的背景環境，才能了解他愛國主義精神的實質。屈原是在戰國時期這樣一個缺少公平性，缺失了正義價值的時代，積極倡導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并堅定追尋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的政治家和詩人。后代人評價他的精神境界可與日月爭輝，可以說是不為過的。

已故北京大學教授林庚先生提出，屈原的藝術才能“全部為了人民的愿望與政治斗爭”，他認為屈原緊密地把自己一生的思想感情與政治斗爭完全統一起來，畢生為一個政治理想而斗爭，是一個真理的追求者。屈原處于戰國時期楚國這樣一個大染缸之中，能出淤泥而不染，原因就在于屈原重視自己政治人格的完整性，鄙視政治投機者。屈原追求社會公正正義、心懷天下，對于今天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記者：站在文化發展與現代的立場上看，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挖掘與宣揚先人精神，提升文化自信？

方銘：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講好真實立體全面的故事，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這一代人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屈原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真實的人，同時也是經過歷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斷詮釋過的文化符號。我們既要還原歷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后代人對屈原的詮釋。同時，我們既要注意對屈原正面的詮釋，也要注意批評者的文化立場。總而言之，在中國文化史上，無論是贊揚一個人物，還是批評一個人物，都應該把其當作一個有價值的樣本，體現對歷史人物的客觀尊重和同理。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還原歷史，講述故事，就有了科學的立場。

屈原是歷史人物，我們今天學習屈原，應該有現代的眼光，應該站在世界文化發展的立場上。我曾經多次說過，屈原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屈原的作品及精神價值，也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我們研究屈原，既是為了還原歷史，更是為了學習屈原。學習屈原，既是為了提升我們自己，也是為了提升我們的時代。（嘉賓簡介：方銘，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魏晉六朝文學與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