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60歲生日時，董必武賦詩一首《祝朱總司令六秩榮壽》：“骨頭生若鐵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寬。要作主人不作客，甘為民仆恥為官。”朱德和詩一首答謝：“耕者有田風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寬。實行民主真行憲，只見公仆不見官。”“只見公仆不見官”，既是朱德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體現，也是延安時期黨的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及清正廉潔作風的真實寫照。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帶來的是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氣、一種嶄新的公仆作風。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采訪后，曾寫下這樣一段話：“黨的負責干部，住在寒冷的窯洞，憑借微弱的燈光，長時間地工作，那里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有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他們有著清廉如水的品格。《我們，從延安走來》文獻片中，展示了1937年11月朱德的一封親筆信。那時，朱德正在山西抗日前線指揮作戰。他給在四川瀘州的舊時好友戴與齡寫信說：“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將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系向你募貳佰元中幣，速寄家中朱理書收。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這封信不禁令人感慨：領兵萬千，每月只有津貼五元；贍養老母，不得不私信求助于故交，朱德的廉潔自律可見一斑。

他們有著艱苦樸素的作風。毛澤東親自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他自己更是艱苦樸素的楷模。無論是到抗大講課，還是在窯洞會見客人，都是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宴請華僑領袖陳嘉庚，吃的是自己親手種的蔬菜，一只老母雞還是向鄰居大娘借的。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時，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的是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林伯渠戴著斷了一條腿的眼鏡……斯諾從中發現一種獨特的力量，他把這種力量稱作“東方魔力”，并斷言，這是中華民族的“興國之光”。

他們有著率先垂范的人格魅力。每當唱起《南泥灣》這首歌曲時，人們就會想起大生產運動。當年大生產運動全面展開后，黨中央、中央軍委首長也參與其中。毛澤東在楊家嶺窯洞對面的山溝里開了一塊地，利用工作間隙種菜；朱德與警衛員一起組成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3畝多地，種了白菜、蘿卜、西紅柿、南瓜、冬瓜等蔬菜；周恩來、任弼時等，每人有一架部隊自制的手搖紡車，一有空就“吱呀吱呀”地紡線織布……一個政黨的最高領導人與人民同甘共苦，一群為著共同理想而團結奮斗的人，還有什么困難不能戰勝，還有什么奇跡不能創造。

這就是公仆的作風、形象。帶頭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誰也不以權謀私，誰也不搞半點特殊，與人民群眾和部隊官兵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

“在崇高的土地上，必然成長起許多高尚的精神。”新征程上，更應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光輝品格，把艱苦奮斗優良傳統扎根在思想上，體現到行動中，以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引領形成正氣充盈的社會生態，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添磚加瓦。（向賢彪）